2023年6月5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宗教考古专题”系列讲座第七讲《新疆的“三夷教”考古发现与研究》在考古楼A座101室举行，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文锁教授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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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三夷教”史的背景与问题
新疆地区处于欧亚内陆的中心地带，自古即与邻境保持频繁交往和文化交流。新疆作为“丝绸之路”枢纽，连接着印度河流域、阿姆河与锡尔河（中亚两河）流域、阿富汗与伊朗南西伯利亚、七河与楚河流域等地，是古代文化荟萃之地。
中国古代之“三夷教”系由西域传入。新疆古代属西域地区。讲到“三夷教”，需了解“西域”的概念和历史。西汉以来出现的“西域”地缘概念，泛指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地区，其中包括“三夷教”的发祥地，与新疆邻近。过往研究中古 “三夷教”时，主要靠传世的汉文历史文献，然其中有关新疆古代“三夷教”者稀缺，且记载语焉不详。随着考古发现的累积，“三夷教”的研究资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愈来愈多的出土文献被发现，书写语言不限于汉语，更有非汉语文献的多种西域语文极大补充了汉文史料之阙。此外是“三夷教”的遗址、遗迹、遗物，作为一种特种史料，其研究价值越来越突出。
现今的研究仍还有两个方面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境外研究资料的获得，由于少有机会走出国门获取第一手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一定程度限制了新疆“三夷教”研究的广深度；第二是研究者习惯把“三夷教”放在中国文化和历史背景上考察，容易忽略“三夷教”与其世界体系的关系。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65窟出土粟特文摩尼教书信
二、祆教的考古发现
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史称拜火教、火祆教等。既往研究认为汉代之前经中亚的塞种（萨迦Saka）传入新疆西部，北朝至唐代经新疆地区持续传入内陆。
祆教的考古发现可分为早期祆教遗存和中古祆教遗存两部分。
（一）早期祆教遗存
1、伊犁河谷
1966-1976年间，在新疆西部天山的伊犁河谷新源县城附近曾出土青铜翼兽方盘、三足铜釜等。1983年夏，新源县境巩乃斯河南岸一座土墩墓中出土方座承兽铜盘、三足铜釜、青铜武士像、青铜环等。类似的青铜翼兽盘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地也发现过，当时认为是与塞种和琐罗亚斯德教有关的遗物。青铜环接口端铸成双虎头像和双翼兽形，形制与“阿姆河宝藏”中的金环及波斯波利斯阿帕达那宫东面石雕上的吕底亚使节手持双虎首形铜环相近，可能是献祭仪式中的祭器。铜武士戴一种尖顶帽，类似的尖顶帽铜像在巩留县也发现了1尊，此外在阿勒泰也发现过1尊类似的玉雕像。这种戴尖顶帽的青铜像，与波斯碑铭里的“戴尖顶帽的斯基泰人”有关。
2、天山阿拉沟
1976-77年间，王炳华先生发掘天山腹地的阿拉沟墓地，从1座高等级的竖穴木椁墓M30中，出土1件方座承兽铜盘，盘中央铸两头并立的狮形翼兽，铜盘旁边还有1件以罗包裹的方形黄泥饼。此盘形制类似新源县和阿拉木图等地发现的翼兽铜盘。这类铜盘可能是塞种在祆教仪式中的祭器。
3、扎滚鲁克墓地
最近，主持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的新疆博物馆王博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该墓地中的2座墓M111和M128的墓葬包含有祆教因素。该墓地被分为三期，这2座墓属于第二期，年代推定为前8至公元3世纪中期。墓葬形制特殊，M111是一座带天井壁龛型墓，在竖井式墓道的四壁开9座小龛，每龛葬一人。M128是竖井式墓道壁龛式墓室，这两种筑墓方式在新疆地区都很罕见。可以比较土库曼斯坦马雷地区巴依拉姆·阿里墓地等地的琐罗亚斯德教尸龛形制墓葬。
4、吉尔赞卡勒墓地
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新材料。墓地位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塔什库尔干河北岸吉尔赞喀勒台地，2013-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发掘。墓地分为A-D四个区域，14C测年为前6-前4世纪。墓地的鲜明特征之一，是A区和B区墓地地面铺设了由黑白石块构成的长条形交叉石带。石块的黑白颜色和交叉暗示了一种二元论的观念。石条带作为地面设施与墓葬是有关系的。唐自华先生检测了这些黑白石条带的方向，认为对应了本地夏至的日出方向（东北）及冬至的日落方向（西南）。
墓地的一些特征值得注意：分区，盛行二次葬，和一些特种遗物尤其是被称作“火坛”的器具。有些尸骸上显示出被咬啮的痕迹，有些颅骨内存在蝇蛆，表明尸体曾被停放后再处置。“火坛”出土了12件，盛置有火烧过的砾石，11件木制，从其内壁检测出了四氢大麻酚残留，证实是一种大麻熏烧器，类似于巴泽雷克墓地随葬的青铜大麻熏烧器。关于此，《希罗多德历史》中曾记录了斯基泰人在葬礼后实行的熏大麻的祛除仪式。这显示出斯基泰（塞种）与大麻利用的关系。至于是否与琐罗亚斯德教有关，还值得做广泛而详尽的比较研究。唐自华所做锶同位素分析，显示墓地埋葬了两种人群，其中有一种是外来的。
吉尔赞卡勒墓地的C区有8座没有尸骨的空墓，被怀疑是曝尸场所的“达克玛”。关于此可以参考《阿维斯陀》中关于墓地和丧葬的表述。总而言之，吉尔赞喀勒墓地的发掘不是新疆早期琐罗亚斯德教问题的终结，而恰恰是新的开端。
新源县鱼塘古墓出土之青铜承兽方盘与武士像
（二）中古祆教遗存
1、纳骨器
也称纳骨瓮。在库车龟兹故城东麻扎甫塘（麻扎布坦）墓地、吐峪沟沟口、北庭故城、焉耆明屋佛寺遗址等地均有发现。纳骨器多为赤陶质，有无系罐形、带系壶形、筒形、盒形等多种形制。L. V. Pavchinskaia在《粟特纳骨器》（Sogdian Ossuaries）一文中，把粟特地区发现的纳骨器分为4型及若干亚型、变形。在新疆地区也发现了穹窿形的纳骨器，与粟特地区发现的相似。
新疆地区发现纳骨器
2、吐鲁番、敦煌文书
过去一些学者已指出吐鲁番和敦煌文书中，有一些关于祆教的内容，如吐鲁番出土《高昌章和五年（公元五三五年）取牛羊供祀帐》和阿斯塔那50号墓出土《高昌重光三年（公元六二二年）条列虎牙氾等传供食帐一》均有“阿摩”一语。钱伯泉先生认为是“胡族”的供祀者供奉牛羊，祭祀丁谷天、大坞阿摩，而阿摩即Ahura Mazda（阿胡拉・马兹达）之省译。据考丁谷天是一所位于吐峪沟的祆祠，在吐峪沟沟口也发现了纳骨器墓。
吐鲁番安伽勒克古城出土《金光明经卷第二题记》，记述一处“胡天南太后祠”。王丁先生认为“胡天南太后祠”中的“胡天”指高昌城的胡人寺庙，而“南太后”即中亚祆教的娜娜女神，换言之，“胡天南太后祠”即祆教女神娜娜的神庙。类似的记录还有敦煌遗书《<佛说辨义长者子所问经>比丘申宗题记》》中的“南祠”，王丁推测也是娜娜女神庙。
此外，日本大谷探险队获得的吐鲁番文书《唐开元四年李慈艺勋告》有“东胡祆”的记录，“东”指方向，“胡祆”则指祆教信仰。《沙州伊州地志》中还有伊州“火祆庙”和“阿览”等记载。
3、塔什库尔干“拜火教神庙”
塔什库尔干城北郊有一座残存的土坯建筑，由东、北两组构成连体多间屋宇。北组一间为穹隆顶，四壁有龛，东组为附属房间。据当地塔吉克人记忆，这是一座拜火教建筑，《新疆通志・文物志》列为祆教寺院遗迹。从建筑形制上看，此遗迹与佛寺、清真寺、麻扎、驿站等均不类似，有可能为祆教寺院之遗迹。
三、景教考古发现
唐代称由波斯地区传入之基督教为景教，在两京及一些州郡流传。元代信众统称基督徒和教士为“也里可温”。明代以来，在陕西、新疆、内蒙古、福建、河南、江苏、甘肃、北京等广泛地区发现了一批早期基督教遗存，其中一部分被认为是景教遗存，其中以新疆地区的景教遗存最为丰富。1904-05年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曾在高昌故城东郊及葡萄沟附近西旁探察和挖掘过两处寺院遗址，获得了少量壁画及约1100件文书。近年在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奇台唐朝墩古城景教教堂遗址及北庭故城（铜十字架）又有了新发现。
1、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
位于吐鲁番市区北侧，葡萄沟街道达甫散盖社区北200米的火焰山南麓丘岗上，介于葡萄沟与大、小桃儿沟之间。1905年第二支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曾挖掘过，出土大批叙利亚语、回鹘语、粟特语等文献。2021、2023年对遗址做了两次科学发掘。属于山丘型遗址，岗顶为寺院的主体建筑，可分为南、中、西、北四组，共13座房屋，2座平台，2条通道，1处砖铺地面和4道墙体。2023年发掘了山坡上的附属建筑区。两次发掘共出土重要文物2000余件，其中包括700余件（组）汉、叙利亚、回鹘、粟特语等文献，一批壁画、木器、漆器、玉器等。遗址区附近发现从岗顶通往山下的小径，又发现两处可能属于景教寺院的墓地。遗址主要是高昌回鹘时期。
2、奇台唐朝墩古城景教教堂遗址
位于天山北部奇台县城东郊、水磨河西岸。2018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考古工作。2021年考古队在古城址北部中央位置发掘了一处景教寺院遗址，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目前已发掘的建筑遗迹分南北两组，北组建筑包括中殿、高台等，南组建筑包括中殿、小室等。保存了景教题材的壁画、回鹘文题记、莲花纹方砖等遗物，壁画有圣像、十字架与权杖等，回鹘文题记中出现“也里可温大人”等。
四、摩尼教考古发现
迄今为止，摩尼教寺院遗址和出土遗物集中发现于吐鲁番地区。
（一）高昌故城摩尼教寺院遗址α寺和K寺
1902、1905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探察、挖掘了高昌故城中的摩尼寺α寺和K寺遗址。α寺建于故城内城西垣上，K寺遗址在α寺东的内城中。当时测绘了K寺主要建筑的平面图，由四部分组成，北部有一组穹窿顶房屋，东部为“藏书室”，中部厅堂，西部是穹窿顶大堂。两处寺院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的摩尼教遗物，如壁画、绢画、数种语文书写的写本和木牍（包括摩尼文、回鹘文、婆罗迷文、陀罗尼文等），另有佛教文献和遗迹遗物。
1928年黄文弼先生于高昌故城得到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提及高昌有“大摩尼寺”“小摩尼寺”“交河摩尼寺”等寺院。据考释，文书中所提“大摩尼寺”即规模较大的K寺遗址，曾是慕阇的驻锡寺院；“小摩尼寺”即α寺遗址，曾为拂多诞驻寺。松井太据α寺出土摩尼教和佛教回鹘文账历文书，考证α寺原是摩尼教寺院，公元983年回鹘统治者转为皈依佛教，放弃对摩尼教的支持，寺院遭到佛教徒攻击，最终在公元1008年被改建成一座佛寺。
（二）石窟寺遗址
1909年俄国奧登堡探险队在吐鲁番考察柏孜克里克石窟时，认为第38窟是改建的摩尼教窟。此后来法国学者哈金又提出柏孜克里克第27窟（对应格伦威德尔编号第17窟）也是一座摩尼教窟。1980年代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到吐鲁番考察，认为柏孜克里克第35窟（对应格伦威德尔编号第22窟）初建窟是摩尼教窟，而第8窟还有摩尼教题记。
1990年代初晁华山先生在吐鲁番考察，发表《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系统整理了德国探险队的资料及其调查资料，依据洞窟形制与壁画题材等，认为吐峪沟存在11座摩尼教窟，分布在北、中、西南三区；柏孜克里克存在19座摩尼教窟，分布在北、中、南三区；胜金口存在9座摩尼教窟，分布在北寺和南寺。他根据莫高窟《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对摩尼寺构成的描述，及柏38B窟“摩尼教寺宇图”，对三处石窟中的摩尼寺五堂（经图堂、斋讲堂、礼忏堂、教授堂、病僧堂）做了还原。此外，他考证了寺院壁画题材和洞窟形制，并据此将各寺院分为早晚两期。
（三）摩尼教遗物
早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高昌故城α寺和K寺获得大批摩尼教遗物，尤其是多种语文的文献。1981年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第65窟又出土了粟特文摩尼教文献和信札。
经过释读，吐鲁番摩尼教文献采用了粟特文、中古波斯文、安息文、回鹘文、汉文等书写多种语言。这些文献以日常祈祷、赞美诗和忏悔仪式类的文书内容数量最多，也有摩尼传记、宗教史、寺院组织与活动、主教与慕阇之间往来书信等内容的教会文献，及一批双语词汇对译表，反映了当时多语言的使用和语文之间转译的情况。
柏孜克里克石窟平面图（左：《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右：《新疆古佛寺》）